上面已说过，薛国邦带领他和采油队到松辽后，接受了萨66井的采油任务。这是大庆油田试验区的第一口高产井。当会战指挥部决定要在“六一”前外运第一列原油时，自然而然装油的任务他薛国邦队又摊上了。那时外界的人还不知道，大庆的原油凝固度特高，从井里喷出后一到地面就凝固起来，尤其是天气一冷，其凝固度就更高了，无法成为流动的液体。薛国邦接受外运列车的装油任务时，只离“六一”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他们先要把21节油罐量的原油加温、熔化好。偏偏在临装车的前三天，气温低于原油的凝固度，土油池里的原油变得愈来愈稠，蒸汽盘管又进不了油池中间，那台土抽油机——水泥车的泵机不时发出“哼嘶哼嘶”的怪叫。“不行了！打不上油啦！”水泥车的司机从驾驶室里一次次探出头来，异常焦急地喊着，最后干脆关停了抽油机。

    这可怎么办？满身油泥的薛国邦瞅着像凝结成冰块一样的油池，直抓头皮。队友们则眼睁睁地瞅着自己的队长，等待他决策。

    “指挥部已经确定了第一列外运原油的火车出发时间，要是耽误在装油上，那还要我们干什么？”薛国邦奋然将衣服一脱，腾起双腿，一跃跳进了油池，然后张开双臂，左右划动起来……结成冰块似的原油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又渐渐变成流动的液体，涌动着、奔流着。

    水泥车的泵机重新隆隆响起。“行了行了！”负责抽油的司机欣喜万分地高呼起来。

    乌黑的原油再次源源不断地流入油罐车内……“队长，你的腿关节不好，快上来吧！”队友们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可谁也没有喊动池子里的薛国邦。四天四夜，薛国邦就这样和他的战友激战在油池里，用身体熔化着原油，直到灌完前20节油罐车时，他才被几位党总支的领导硬拉出油池。

    “几天几夜下来，太累了，我被大伙抬到宿舍，一躺下就没醒过来……”老英雄回想当年的壮烈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六一’中午时我才醒过来，走出门一看，怎么油罐车没了？

    就问队上的人，他们笑着告诉我说，现在火车都快到大连炼油厂了，你还想看什么呀？我生气地问他们为啥开车时不叫醒我？队友们说，我们不知叫了你多少次，叫醒一次你又倒下睡着了，连续叫了不下五六次，就是叫不醒！我听后自己也乐了，心想，反正油车已经走了，毛主席也知道我们大庆的石油要派上用场了，这不就是我的愿望吗？那会儿，人不知啥是累，睁开眼睛就是干活，眼睛闭了也想着工作……”薛国邦后来是大庆“五面红旗”之一，与铁人王进喜等名列在中国石油史篇上。退休前，他是大庆市人大主任。

    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战役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形容。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这样，斯大林指挥的卫国战争是这样，诺尔曼底登陆战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少战斗，能用上这四个字的也有不少，像美国人修建纵横南北的大铁路工程时，每一公里就要掉死十几个人，其中中国的华人在此次修建铁路中便有数千的尸骨埋在加利福尼亚州沿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大庆会战可以说五十多年建国史上一场最为壮烈的艰苦卓绝战斗了。

    五万余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一下来到荒原后，他们几乎没有顾得上垒一个像样的窝、多备一件卸寒的衣，便投入了紧张而激烈的施工。又可以说在脚跟尚未站稳之际，便遭受了一场连绵不断的暴风雨袭击。于是不管是先前在松辽进行普查的松辽勘探局的几千名职工，还是后来从四川、玉门、新疆和青海来的一万余名石油老职工，和三万多部队转业官兵，他们都是遵照会战总指挥部的命令，以最快速度，轻装来到这儿的。大雨将他们仅有的随身物品泡了又泡、湿了又湿，结果让他们遭受了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

    “我从四川来时就带了两身外衣，三身内衣，加上到松辽后发的一身工作服和一块棉毯，不到半个月就啥也没得可换的了。不瞒你说，我当时下面的裤裆里烂得路都走不动。下裆发烂的不是我一个。那时钻井台上基本没有女同志，所以大伙上班时里面不穿短裤，这样舒服些。

    一回到住处，大家干脆脱得精光往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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