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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他死的时候我四岁。在这以前，或许确实有过很多次的见面，作为一个婴儿与老人的见面，但我已经全然没有了这方面的记忆。我不知道一个人准确的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起，混沌初开，云开雾霁。但我肯定不具有铁皮鼓里那个奥斯卡‘马策拉特的非凡能力与智慧，不管愿不愿意，我长大成人，在这事物的运转过程之中，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我是在完全长大并且基本符合了这社会给予人的某种规范，或者说某种准则之后一即成为一个具有知识、脱离无知与野蛮的文明人之后，才知道在一个奇妙的梦幻世界里，还有着一个长不大的，而且是自愿放弃长大的孩子：奥斯卡‘马策拉特。但在我具有这种感知的时候，却早已远离了孩童的世界，想象、蝴蝶、花仙子，这些单纯透明像玻璃一样的语言，是它们自愿地无可选择地放弃了我，我已经长大成人，想象则成了一个大胆的梦幻。我突然地想起了我的外公。并且这种念头一旦产生，便一发不可收，占据了我很大的个人空间，这就像一场热病，一次狂乱的恋爱，完全有着某种无可理喻的意志存在其中。这种情况让我很长时间不得其解。在我上辈的再上一辈中，外公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他几乎与我现在的生活，与我家人的生活毫不相干，在我们怀念已逝的亲人，在那些忧伤而怀旧的清明季节里，他也显得如此遥远，不为人提起。在我母亲的家族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彼此没有关联，没有呼应，淡漠而又冷峻，不像我的爷爷奶奶家，那些姑姑，大叔叔，二叔叔，小叔叔v虽然性格各异，却在社会的战场上各自出击，经常打出精彩纷呈的仗来。据母亲回忆说，外公死的时候，正是冬至。天气很冷，很多年前的冬天确实要比现在冷上许多，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双手常常是冻僵的，钥匙捏在手里都无法自如地运用。屋檐上挂满了冰凌，给太阳晒融的那部分，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鄹水滴是脏的渗着泥土的气息。我对那一次的举家远行完全没有记忆。情节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母亲接到那个外公病亡的电报时，正在家里烧菜，那时虽然菜检比现在要便宜几倍甚至几十倍，但工资也是微薄的。因为是冬至；母亲提早回了家，她可能还买了一只鸡。吃鸡在那时常常是最典型的过节的象征。母亲杀那只鸡费了很大的功夫，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煤球炉上飘来鸡肉的阵阵香味，邻家的开门声，自行车扛上楼时不小心碰到车铃而传来的瞬间的铃声。因为普通一致的收人水平，70年代初期很少有过节时举家上馆子的事，那时的节日，温馨而又简朴，那时的夜色，也没有怪诞喧哗的气息。普遍的贫困带来了一种和平安宁的空气，人们习惯于关上房门轻声地讲话，对政局不发表太多的见解，人人脸上挂着谦虚与略带漠然的表情，人们好像都要比现在多关心一点别人的隐私，当然，那时的人也恰恰没有太多的隐私可言。母亲的加急电报成了冬至夜的一大新闻，我们住在三楼，邮递员的喊叫传遍了整个大院，在每一扇窗户后面一定都有几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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