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又一次见面，还是那个房间。不过已是炎夏了。巧得很，这回，晓庆的妈妈正好从成都来京探望女儿。她们母女自己做了好些“红茶菌”，请我品尝。当时，社会上到处流行喝“红茶菌”这种新饮料。她们母女俩与我畅谈了晓庆小时候的许多趣事。

    晓庆上下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小她好几岁的妹妹。姐儿俩感情极好，小时候便常在一起玩捉迷藏，一起玩“演戏”。虽有时也会发生些争执，但姐姐总让着妹妹……

    似乎为了弥补家中没有男孩的缺陷，小时候的晓庆浑身充满了粗野男孩的个性。她上小学时，在文体活动方面十分活跃，是市少年宫歌咏队出色的小演员，善歌能舞。

    “晓庆小时候，是不是很调皮？”我问晓庆的妈妈。

    “嘿，像个野孩子。爬树，游水，什么都玩。和别的女孩子就是不一样。什么事都敢干；什么话都敢说。有时，比男孩还皮哩！”妈妈沉入回忆，“不过，她千的倒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好玩，不损害别人。”

    “你管她吗？打她吗？”

    “自然要管她。一个女孩子，这样太那个了……”

    “我常挨打。”晓庆逗乐地对妈妈和我比划着手势，“妈妈常打我。”

    “不听话嘛。”妈妈说着笑起来。

    “乖的时候多。”晓庆辩解道。

    “那就记不得了。有多有少……”

    “她小时候，爱哭吗？”

    “爱哭。不过，长大了就坚强多了。再也不哭了。”妈妈说。

    “不在妈妈面前哭……”晓庆诡谲地说，做了个鬼脸。

    “反正我没见她哭过，她长成大人以后。”

    ……

    接着，刘晓庆较为系统地向我介绍了她童年、青少年时代的一些轶事趣闻。她出生在四川山青水秀的涪陵，在成都长大的。她对童年青少年的生活，保留着一种特别清晰的记忆和深厚沉郁的浓烈的感情。

    “我弹扬琴弹得不错，其他功课也学得很好。我特别喜爱诗词文学。”晓庆扬一扬秀丽如画的眉眼，我管不住自己。在练琴时，把琴室的门儿一关，装着弹琴的样子，可琴边偷偷放着一本小说。练一会儿琴，看一会儿小说。一听到门外有教师的脚步声，便赶快把小说藏起来。看小说简直着迷了。有一回读一本苏联小说，读了一个通宵。读完书，把书页一合，抬头一瞧，窗外大亮着。我以为是月光哩。原来太阳出来了，早升起老高了。

    “也许因为我家离杜甫草堂和武侯祠极近，我常去那里玩的缘故，我特别喜欢文史，对杜甫、李白等的唐朝诗词，对《三国演义》等中国历史小说，尤其怀有特别深厚的情感。”晓庆越说越激动，眉宇间，神态中，似乎还留存着孩提时代的那份天真、粗犷、顽皮和淘气。

    “我毕业后，和同学们一起下放到农村。后来又到农场去劳动，当农场工人。那里的管理人员极为厉害，开始都摆出一副改造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架势，不时呵斥我们：‘过来！’‘老实一点！’‘好好干活！’……日子长了，好些；我也和青年们混熟了，就主动组织大家搞文娱活动。我常一个人就开起一个演唱会或晚会，又拉，又唱，又跳舞，还自己当主持人，自报节目。有时，在田间劳动之余，大家要我唱歌，我就唱，不讲什么客气，不用推推拽拽的。唱完一支歌，我问：‘还听吗？’‘听！’‘好，再唱一支。’唱完第二支，我又问，‘还听吗？’‘听！’‘好，再唱……’就这样，常是一唱就唱它几支或十几支歌。我在农村什么都干，还学过中医扎针灸，在自己身上试过针，这多少也能为老乡和农场工人治个小毛小病的。乡亲们见我，便叫刘医生，乐得我心里直像开了花。我拼命地干活，还当上了五好农业工人。那时，我也尽情地玩，常常摘来一大捧一大捧熟透了的紫红的桑葚，自己吃，也请同伴们或客人们甜甜美美地尝新。晚上，我敢和小伙子们悄悄划起老乡的小船，趁着月色，去摸鳝鱼，抓青蛙，自己煮，美美地吃一顿，好不开心……”晓庆说着，放慢放低了话语和声调，呆呆地瞪着窗外远处，好象回到了当时的境地里，“我觉得，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对生活充满信心，才能生活得愉快而有意义。现在想起那些艰苦而富有诗意的农村田园生活，还十分十分地留恋哩……”

    听了晓庆的一席长谈，我不禁深思起来；她当过学生、农民、工人、后来又参军，在成都部队文工团，而且对文学很有兴趣，造诣不错，艺术素质极好。也许正是由于她的丰富扎实的生活经历和刻苦的艺术追求，才使她在影坛一露头角之后，便能飞跃升腾，成为一位颇孚众望的年轻影星……而且那时我就有一种预感，像她有着这种敢闯天下的“野心”，其前途怕是非同一般的，兴许能做出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来的。

    结识刘晓庆约半年后的当年10月至11月份，我作为中国男女排球队代表团随团记者，赴日本去采访排球世界杯大赛。先在东京，后飞北海道的札幌等城市，并沿着日本西海岸南下，到达富山、广岛、大阪、福冈、名古屋、京都等城市。中国女排第一次为祖国抱回了世界杯冠军杯。我随团于拉练比赛中采访，写了长篇特写《会当凌绝顶》，登载在《新体育》后，曾寄去刊物给刘晓庆。她读后，给我回了一信。这已经是1983年初春了。

    她在信上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谈得很简单。她说，离婚的事办完了，终于解脱出来了。她说，她觉得轻松多了，有一种鸟儿飞出鸟笼的感觉，看到的天空更蔚蓝，阳光更灿烂。

    第二件事说，她接受了新的拍片任务，怀着兴奋的心情，朝气蓬勃地北上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春天来了，万物生意盎然。她说她此时的心田如同春天的大地，一切都复苏了……她很快投入了新片《心灵深处》的拍摄工作。这次，她扮演的主人公是一位从抗美援朝战火中归国回来的女护士。她为了扶养烈士遗孤而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她在信上说：“开拍新片的镜头，一幕幕展现在我的面前……走在北国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然而，要表现一个美丽的心灵，塑造一个崇高的形象，却要进行十分艰巨辛苦的思想和体力劳动。这是与我以前扮演的人物不同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深度的心灵美的女性。因此，就迫使我得向更深一层的艺术宫殿去探进……”

    拍过《心灵深处》回京不久后，刘晓庆曾陷入过一阵心情极为压抑忧郁的境地。有一回，她约我去聊聊。在她新分配的北影宿舍里。

    新居里，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她睡的是一只可折叠的“行军床”。床的旁边，就地堆放了几堆书籍和刊物，因为没有书架。只有一台冰箱，记得好象还是朋友寄放在此似的……

    她告诉我，离婚后，她几乎无家可归了。遇到没有戏拍的时候，就没有招待所可住了。只好到处打游击。葛优的父亲葛存壮等北影同行帮她借过住房；还住过她“原丈夫”朋友离婚了的“妻子”的父母家中，因为她“原丈夫”是同一个单位，她俩成了好朋友，“患难之交，同病相怜”……

    那回，她愤慨地对我说过，人生太难了。1980年深秋，她在东北大森林中赶拍《原野》外景时，平白无故地传来了她倒卖黄金、自杀和企图谋害丈夫的流言蜚语，弄得她啼笑皆非。但是，她并没有被谣言吓倒，也没受到什么影响，而是努力克制自己，不为这些无稽之谈所干扰分心和耗费心力。她日日夜夜沉浸于对角色的体味和探索塑造之中……可现在又有一股污水向她泼来，说她的生活作风怎样怎样，编织出来的谣言，有眉有眼的，好象某人亲眼看到的……

    我有意询问她对社会上的这些谣传有何想法？

    “这些谣传说来可笑。我一个低工资的年轻演员，如有黄金倒真是好极了……”她眉毛一挑，莞尔一笑，露出顽皮、幽默的神情，“谣传终归是假的，艺术才是真的！”

    “可眼前的这些……”

    “这个，说来叫人可恨。我是个单身女人，我有权利谈恋爱，谁管得着……说实在，我吃过苦头。我真想好好自己清静些日子，并不去想爱情这件事。我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去闯生活，更无牵挂，更顺心些！”她认真地说，“即使我恋爱了，也不关别人的事……我就是这个个性，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违反党纪国法，不违背社会道德……”

    “我欣赏你这样的人生观。”

    “不过，说起来可以，容易；做起来难呀。古人说，人言可畏。一点不假！”

    后来又聊到艺术创作上去。

    “在电影表演艺术上，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可是，我一直推崇和追求的，是一个演员得既能塑造各种类型甚至完全截然不同的角色，而且每刻画一个人物形象都能做到深刻而真切……”刘晓庆认真地对我说，“在艺术上，在人生上，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勇于标新立异，走自己的路，而不畏人言的人。我想，我既然从事这个事业，就应该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我一直极为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人所有的，我都具有；人所没有的，我也要具有。我竭力以此为座右铭。我希望自己成为巴尔扎克说的那样的一棵大树，根须茂密而深广，拼命地汲取周围的水分和营养，枝叶繁茂，将来结出更丰硕的果实，为祖国的艺术春天增色添香……”

    在谈到她的抱负时，我无意地问起她的名字的来源。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妈妈好几次。她的回答很简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她很喜欢她的一个妹妹，也就是我的姨妈。姨妈的名字中有一个庆字。妈也疼爱我，因此就给我起名叫小庆。这是极普通的事。”晓庆随意地说着，没有加什么发挥，“后来我步入影坛，拍第一部影片时，突然心血来潮，预感到将来可能有什么神灵会把辉煌的光环投射到我的头上，因此，便私自把大小的‘小’字，改为拂晓的‘晓’字。而且我觉得，这样组成的三个字，很特别。用繁体字写起来的刘晓庆三个字甚为复杂，笔画那么多，显得很有学问似的。这是一种极幼稚单纯的心理……这三个字的书法很有艺术性，很好看，有书法家的气质，既漂亮又有神秘感……”

    生活再一次磨难了她

    香山饭店，孤寂地坐落在香山脚下。白色醒目的艺术性建筑，别具一格，富有苏州园林式风韵。据说，这是出自于出生苏州而名闻世界现已移居美国的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律铭之手。

    这年冬天，我拟采访著名的新文人画大师范曾。我们俩相约进住香山饭店。深冬，旅客甚少。整个饭店静幽幽的。吃饭时，餐厅里只偶有三两位外宾。

    我与范曾的结识，媒介是70年代后期就相识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那时，我们三家都住在团结湖居民区，相距极近。范曾住谷一楼上。一天晚上，谷一引着我到范曾家中看他作画。这大约是1984年。

    采访闲聊之际，提起了刘晓庆。

    “刘晓庆和我都是全国青年委员。可我和她还没机会结识。”范曾说，“你和她那么熟，请她来饭店玩玩嘛。”

    “好说。”我应允了。

    结束采访，进入笔耕之前，我给刘晓庆去了一个电话，说了范曾的邀请。她欣然接受了。

    于是，我要了一部出租，驱车到北影宿舍。

    进得晓庆的家，一屋子的人，有熟人，有生人。此时，正好晓庆的妹妹刘晓红来京旅行结婚。临近春节了，晓庆的父母及几位亲戚也都在这里。这些人，我都见过，不生分。突然，我发现屋里站着一位从没见过的三十多岁的男子汉，个子虽不算很高，但十分健壮，甚有“彪形大汉”的体格。顿时，我的脑海里莫名其妙地跳出了两个字：“保镖”。

    屋里人声哄哄，十分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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